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醉心植物分類學七十載,94歲仍伏案辦公,王文采——

他爲中國植物建檔案

2020-06-16 人民日报 吴月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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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①②:王文采研究的標本。記者張文豪攝

  走遍祖国大江南北采集标本,94岁依旧坚持每周两次乘班车去上班,右眼失明的10多年间仍出版多本著作、完成几十篇論文……中國科學院院士王文采倾注毕生心血,为中国植物建档案。

  70個春夏秋冬,走遍大江南北,哪怕是在最危險的境地、最困難的時候,他也從未放棄。

  人物小傳

  王文采,1926年生,山东掖县人。1949年大学毕业,1950年调入中國科學院。

  王文采一直从事植物分类学、植物系统学和植物地理学研究,曾参加《中国高等植物图鉴》和《中国植物志》的编著,两次荣获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奖,1993年当选中國科學院院士。

  見到王文采院士(見圖,記者張文豪攝),是在他位于北京中關村的家中。盡管早已沒有了科研任務,但94歲高齡的他仍然堅持每周兩天去北京西郊的中科院植物研究所,研究他喜愛的植物標本。談及傾注自己畢生心血的植物分類學,老人神采奕奕。

  “聽說你對植物分類學很有興趣,幫我編一本《中國植物圖鑒》怎麽樣?”

  “那是1949年初冬,胡先生把我找了過去,說:‘聽說你對植物分類學很有興趣,幫我編一本《中國植物圖鑒》怎麽樣?’我聽後特別高興,一口答應下來。”與胡先骕第一次見面時的情景,王文采至今曆曆在目。

  王文采結緣植物分類學,和兩個人有關:一個是林镕,另一個便是胡先骕。

  大三時,王文采就讀的北平師範大學生物系開設了植物分類學課程,授課的是當時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員林镕。

  王文采清晰地記得:1948年5月初,林镕第一次帶全班學生到北京西郊的玉泉山采集標本,“林老師隨手采起植物,就能立即講出其所代表的科屬特性和花的構造。我當時好佩服他,什麽植物都認識”。此後,王文采常常在假期跑到郊外去采集植物標本,有時候和同學一起,有時候獨自前往。回來後,自己動手解剖花並繪圖。

  如果說林镕把王文采領進了植物分類學的大門,那麽胡先骕則真正將他引向了植物分類學研究之路。王文采大學畢業後,留在了北平師範大學生物系,擔任動物分類學、生物技術和普通生物學三門課程的助教。1948年,靜生生物調查所所長胡先骕開始在北平師範大學生物系兼任教授。這便成了胡先骕找到年輕的王文采,尋求編輯《中國植物圖鑒》的由來。

  在胡先骕极力推荐下,王文采从北平师范大学调到中國科學院,开始了植物分类学的研究生涯。

  中国近代植物分类学研究,始于上世纪20年代。百年来,我国植物分类学家们取得了多项重要成果,历经40多年、四代人共同完成的80卷巨著《中国植物志》,具有科普及研究价值的工具书《中国高等植物图鉴》,都曾获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奖。而在这两项工作中,王文采均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
  “從事植物分類和保護工作,讓人感受到更多的是收獲和快樂”

  “搞分類,采集標本是第一步。”王文采說,從事植物分類學研究,離不開兩個基本條件——標本和文獻。

  王文采介紹,我國植物種類豐富,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,外國人就開始到中國來采集標本,先後來了200多人,采集到了大量珍貴標本。可惜,那時我國的植物分類學研究還沒有起步。從事植物分類學研究後,王文采一直致力于野外考察工作,先後深入廣西、雲南、四川、湖南等地,到過許多人迹罕至的地方采集標本。

  野外考察很多時候是非常危險的。1958年11月,在雲南勐臘熱帶雨林考察時,王文采得了惡性瘧疾,忍痛返回昆明,住進了醫院。到12月,他的病勢越發嚴重,連續多日高燒不退,吃藥也不見效。在這危急時刻,昆明植物所四名青年同志主動爲王文采獻血1600毫升。

  “血輸到我體內後,體溫才逐漸降下來,也把我從死亡邊緣拉了回來。”王文采說,“盡管采集標本會遇到各種危險,但從事植物分類和保護工作,讓人感受到更多的是收獲和快樂。”

  從1950年春開始野外調查,王文采和同事們走遍祖國的大江南北,采集到了大量的植物標本,獲得了豐富的一手研究資料。“現在我們植物所的標本館是中國最大也是亞洲最大的,但標本數量與幾個世界著名植物標本館的差距還是很大,只能研究中國的植物區系,世界的植物區系還是沒法研究。”這一直讓王文采覺得有些遺憾。

  “趁著還能借助放大鏡工作,我得趕緊把中國翠雀植物的文稿寫完”

  進入王文采的辦公室,很多人都會驚訝于它的簡陋:15平方米左右,一張辦公桌、一把椅子、一個書架,還有一張小沙發,此外再無任何擺設。60余年,春夏秋冬,王文采在這裏默默耕耘,即使在最困難的時候也沒有放棄。

  1965年初,植物所抽出10個人,由王文采負責,脫産編寫《中國高等植物圖鑒》。一年後,第一卷和第二卷的一半多都編完了,可是由于一些曆史原因,後面幾卷的編寫工作被迫停止。

  “那時候,出版社的工作人員都下放到湖南去了,只能我自己做校對。出版社的工廠當時在北京通縣,我在那裏一待就是半年。”王文采回憶,那是自己最累的一段時間,校稿的工作量非常大,兩冊書共2000多頁,而且圖文要一一對應,不能出現偏差,特別費時費力費眼睛。在王文采的堅持和努力下,校對工作得以順利完成,他也終于等到了《中國高等植物圖鑒》恢複編寫的那一天。

  “爲什麽歐洲有那麽多志書?就是因爲他們200多年來一版一版地修訂,一次比一次進步。而我們現在,只是萬裏長征走完了第一步,還有大量工作要深入去做。”如今,已過鲐背之年的王文采依然在堅持工作,最近剛剛完成毛茛科銀蓮花屬種類的補錄,“《中國植物志》裏是50多種,我現在補充到83種。”

  多年伏案研究植物标本、画图,给王文采的视力带来了很大损伤。去年元宵节过后,他一进办公室就对助手说:“我啊,眼睛近期不太管用了,这可有点糟糕了。”助手一听很着急,赶紧开车带他去医院检查。那天,助手才得知,这次要看的是左眼,老人的右眼10年前就已经失明了。助手泪流满面,他只知道:这10年间,老师在实验室里看显微镜做研究,出版了多本著作、完成了几十篇論文、多次为他人作品写序,却不知道,他是用一只眼睛完成的。

  回去的路上,助手一語不發,默默開車。王文采在後面坐著念叨:“趁著還能借助放大鏡工作,我得趕緊把中國翠雀植物的文稿寫完,後面的事情,就得麻煩你們了。”

  雖已著作等身,王文采仍然很謙遜,並時刻自省。“我國植物分類學研究起步較晚,還有很多欠缺。”王文采說,希望年輕人能持續接力,爲國家的植物分類事業做出更大的貢獻。

  (原载于《人民日报》 2020-06-16 13版)

打印 責任編輯:侯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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